【内容提要】
艾森斯塔特阐述了多元现代性的形成及其动力，从时间与空间、事实描述与理论反思的角度阐释了“多元现代性”观念，批判了隐含于现代性、多元现代性之中的破坏性因素。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性”观念对中国的现代性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代世界的状况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全面而科学地认识现代性；促使我们注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发挥自己作为后发展国家的优势，发挥传统与历史经验的作用，趋利避害，探索有自己特色的现代性之路。
【关键词】 艾森斯塔特；多元现代性；多重阐释
“多元现代性”观念对我们并不陌生。2002年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上海所作的“单一的现代性”的报告，就引发了关于单一或多元现代性的争论，这足以反证“多元现代性”观念与我国学术界的亲和力。[1]2003年泰勒(Charles Taylor)在上海作过关于这个议题的报告，也受到了学界的热烈欢迎。①[2]
艾森斯塔特(Shmuel N．Eisenstadt)是以色列著名的社会学家，其比较现代化研究和多元现代性研究在国际学术界都很有影响。他的《帝国的政治体系》、《现代化：抗拒与变迁》等著作都已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并在专业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奇怪的是，他的现代性理论在国内的影响根本无法与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鲍曼(Zygmunt Bauman)、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伯曼(MarhallBerman)、泰勒等学者相比，他的多元现代性研究也一直没有能够引起我国学界的足够重视。事实上，与上述学者相比，艾森斯塔特的研究与中国有更多的关联。这不仅是因为以色列与中国的国情比较接近，还因为他对中国的研究远比上述学者深入。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更应该关注艾森斯塔特的研究。限于篇幅，本文仅研究其多元现代性理论以及对中国现代性建设的意义。
多元现代性的形成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概念，这与研究者切入现代性问题的不同路径关系密切。我们先以艾森斯塔特理解现代性的路径为切入点，看他是从哪些方面来把握现代性的。
艾森斯塔特是这样理解现代性的：首先，他是从文明的视角来理解现代性的。现代性是一种独特文明，它与历史上其他类型的文明的区别在于：它是轴心文明的转折的产物。其次，现代规划所导致的人的自主性、开放的未来观念和反思意识，与现代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规定了这种文明独特的文化前提和政治前提，也决定了现代性的基本预设、文化特征、政治取向、意识形态前提和制度前提。最后，现代性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的综合体，它不断地变化、不断地重构，但这种重构是继承与变异的统一，也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构成了现代性的各个侧面，也是研究现代性需要正视的问题。在研究现代性的历史、现实问题和发展趋势等问题时，在进行相关的价值判断时，都需要考虑这些因素。实际上，正是对现代性的这些因素的把握，促使艾森斯塔特以此为起点，发展出“多元现代性 ”的观念。
作为对社会发展状态、趋势的一种宏观性的描述和概括，现代性是一个多维的复合性的概念。为了全面而深入地把握它，我们可以从构成现代性的主要因素人手，分析它们在现代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而把握现代性的复杂性和多元现代性的形成。这也是艾森斯塔特的思路。他分析了现代性的主要构成因素，诸如作为现代规划的现代性的文化方案、现代性的政治方案，集体和集体身份的建构，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模式和制度模式，传统和社会历史经验在形成现代性时所起的作用，非西方社会对最初的现代性的挪用，国际因素的影响等，这些因素既产生了最初的西方现代性，又产生了多元现代性。我们从这些因素人手来解释多元现代性的形成。
现代规划包括现代性的文化方案和政治方案，它们在最初形成时，带来了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前提和制度前提。其中，现代性的文化方案起着非常重要而独特的作用：“现代性的文化方案带来了人的能动性和人在时间之流中的位置的观念的某些独特转变。它持有这样一种未来观念，其特征是通过自主的人的能动性，众多的可能性得以实现。社会秩序、本体论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前提和这类秩序的合法化，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围绕社会政治权威的秩序的基本本体论前提，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思意识——甚至原则上否定这种反思意识的合法性的现代性最激进的批评者都具有这种反思意识。”[3]39现代性文化方案所导致的反思意识比此前的社会更为强烈：对于存在于特殊社会或文明中的超验图景和基本本体论概念，不但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解释，而且还可以被质疑。而且，这种反思意识有可能使现代性进行自我纠正、自我更新，获取不断发展的动力。现代性文化方案也使个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感：除了固定的角色之外，他们还需要承担多种其他的角色；他们有可能属于超越地域的、处于变化之中的共同体。总之，现代性文化方案极为重视人的自主、解放和创造，希望把人从传统政治和文化权威等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以扩大个人和制度的自由度和活动领域，这必然导致对人的反思意识、探索精神和掌控自然(包括人性)能力的强调。这些观念的结合产生了现代性文化方案的自信：人的积极的、有意识的活动能够塑造社会。这种自信通过互补而矛盾的两种途径得以实现：人的现实行动可以弥合超验秩序与世俗秩序的鸿沟，实现一些乌托邦和末世论的构想，使人面对无限开放的未来；同时也认识到个体、群体的多元目标与利益的合理性，认识到对共同利益的不同解释的合理性。
实际上，正是现代性文化方案形成了现代规划的基本特征，即人的自主性与开放未来的结合；人的有意识的行动可以塑造社会。现代规划的基本特征决定了现代政治秩序和集体认同与边界的前提，也使政治秩序的概念和前提、政治领域的构建和政治进程的特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现代性政治方案的出现，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政治秩序，并引发了社会的重大变化：“新概念的核心在于，政治秩序的传统合法性已经衰竭，而建构这一秩序的各种可能性则相应地被开辟出来，结果，人类行动者如何建构政治秩序的问题上，出现了聚讼纷纭的局面。它把反叛的倾向、思想上的反律法主义与建立中心、设立制度的强烈倾向结合起来，引起了社会运动、抗议运动。这些运动成为政治过程的一个持久成分。”[3]83－84现代性政治方案使现代政治领域和政治进程呈现出这些基本特征：“最重要的首先是政治场域和政治过程的公开性；其次是强调‘社会’的边缘阶层、社会的全体成员应直接地、积极地参与政治场域的活动；第三是出现了中心渗透边缘、边缘侵入中心的强烈倾向，中心与边缘间的区分变得模糊不清了；第四，中心或多个中心被赋予了奇里斯玛的品质，与此同时，各种抗议的主题和象征也被中心所吸纳，这些主题和象征作为这些中心的前提的基本的、合法的组成
部分，变成了近代超越理性的组成部分。”[3]84这些主题和象征主要有平等与自由、正义和自主、团结和认同等，它们也构成了现代性规划的核心。
现代规划的基本特征也决定了建构集体和集体认同边界的方式。首先，把集体认同的基本成分(市民成分、原生成分、普遍主义成分和超越的“神圣”成分)从思想上绝对化。其次，集体认同的市民成分更为重要。再次，政治边界的建构和文化集体边界的建构之间关系密切。最后，既强调集体的领土边界，又强调集体的领土的和／或特殊主义成分与更为广泛的普遍主义成分之间的紧张。此外，集体的认同和建构还以反思的形式被质疑，并成为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斗争和争论的焦点。[3]85正是从现代规划中产生了两种主要的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一种是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强调集体的优先权，视之为本体论实体，强调其诸如民族精神之类的初始的、精神性的特征；另一种是雅各宾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强调政治原则的优先权，认为人的努力能够重建政治和改造社会。其共同特征是：“怀疑公开的政治秩序和制度，尤其是代议制和公开讨论的制度。其次，它们都表现出一种专制独裁的倾向，排斥他人，并且竭力把被排斥者妖魔化。”[3]74但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在现代性文化方案和政治方案上的表现又有不同：前者的意识形态表现为理性至上的原则，即把实质理性或价值理性统摄到工具理性之下，或把它统摄到总体性的道德乌托邦理想之下；后者的意识形态表现为与多元化对立的极权式的全面控制的合理性，但现代性政治方案也承认个体和集体利益的多元化，以及对它们的多重解释的合理性。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全面地影响了个体与集体，还直接地影响到现代性的制度选择，而且后者更为重要。
在现代性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历史经验和传统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例如，传统对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历史经验的影响使日本和印度的民主模式与欧洲、美洲的民主模式大相径庭。在艾森斯塔特看来，在当代社会中，历史经验和传统不仅不会消亡，也不可能只能够产生封闭的文明，而是以特殊的方式延续着自己的历史和模式。它们与现代规划结合起来，获得了现代品质，并成为塑造现代社会的重要力量：“这些不同的经验，影响到现代性的不断互动、对任何单一的社会和文明的冲突、不断构成的共同参照点以变化不定的多种方式得以成形。”[3]438
从现代性的发展历史看，现代性的扩张经常伴随着经济上的侵略、政治上压迫和军事上的威胁，这势必影响到现代性的形象。对于非西方社会而言，一方面现代性意味着进步和光明的前途，它们渴望现代性；另一方面，先天性的不平等和面临的各种压迫，使它们对现代性产生了一种矛盾、抵触和抗拒的情绪。这样，就形成了非西方社会对现代性的爱恨交加的态度，并影响到其现代性的建构。这些原因促使非西方社会挪用最初的西方现代性的主题和制度模式，根据自己的利益与需要对其进行不断的利用、选择、重释和重构，并逐渐产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此外，现代性的扩张还伴随着民族一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权力中心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以及权力中心为争取国际霸权而展开的斗争。有时候，这些矛盾、冲突、对抗和斗争还非常激烈，甚至到了只有依靠战争才能解决的程度。这些因素也可以引发现代性的制度和文化的变化。
在现代性的扩张过程中，现代规划与制度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合起来，共同塑造了现代性发展的动力，再与不同的传统和历史经验相结合，形成了现代性的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此外，国际性的因素也是促使现代性的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正是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最终产生了现代性和多元现代性的结果。
“多元现代性”观念的多重阐释
何谓“多元现代性”?用艾森斯塔特的原话就是：“现代性的历史，最好看作是现代性的多元文化方案、独特的现代制度模式以及现代社会的不同自我构想不断发展、形成、构造和重构的一个故事——有关多元现代性的一个故事。”[3]14
艾森斯塔特在《宗教领域的重建：超越“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对这个观念做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解释：“第一种含义是，现代性和西方化不是一回事；西方模式或现代性模式不是惟一的、‘真正的’现代性，尽管相对其他现代图景而言，它们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在前并继续成为其他现代图景的至关重要的参照点。第二种含义是，这类多元现代性的成形，不仅在不同国家间的冲突上留下了烙印，因而需要将民族一国家和‘社会’作为社会学分析的普通单位，而且在不同的纵观全国的(cross－state)和跨国的领域打下了烙印。多元现代性概念的最后一层含义是认识到这类现代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正是在这类变化的架构内，当代时期宗教维度的兴起和重构，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3]412
艾森斯塔特的解释是理解这个观念的主要依据，但鉴于这个观念的复杂性，仍然需要从多个角度予以阐释，“多元现代性”观念既是对现代性的历时性的描述，也是对现代性的共时性的描述——这需要分别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予以阐释，既是对事实的描述，又是理论反思的产物。我们尝试从这些方面逐一分析这个观念的多重含义。
现代性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大致是这样的。最初的现代性是特定时间和地域的产物，即产生于17世纪的西欧，产生时带有明显的特征：“欧洲现代性的独有的特征开始时主要是努力形成一种‘理性’的文化、有效的经济、民众(阶级)社会和民族国家，在这当中，‘理性’扩展的趋势越来越清楚，并形成了一种以自由为基础的社会和政治秩序。”[4]364但后来，随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扩张，现代性也超出了其发源地西欧，扩张到欧洲其他地方，再进一步地扩散到美洲、亚洲、非洲等世界各地，最终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军事侵略、经济上的渗透和掠夺、殖民主义的统治等因素的结合促成了现代性的扩张，其中占优势地位的军事、经济和通讯技术是现代性扩张的重要前提。
从时间上说，现代性可以被划分为最初的现代性、古典时期的现代性和上个世纪末以来的现代性。现代性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终于在17世纪的西欧形成了最初的现代性。最初的现代性的形态较为单一，但在现代性的古典时期，现代性就呈现出了多元的态势。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60－70年代，作为现代性缩影的领土国家、革命国家和社会运动纷纷涌现，展现了现代性的多元图景，这些现代性与最初的现代性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变化和差异。与最初的现代性相比，这些现代性在作为其前提的现代规划、文化方案、政治方案、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异，在具体面貌和发展态势上都呈现出了多元性。自上个世纪末以来，西方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诸如原教旨主义、种族宗教，包括女权运动、生态运动等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新社会运动，以及新的散居者和新的少数民族。这些新的现象都挑战了经典的现代民族一国家模式，也挑战了最初的现代性模式，使现代性又有了新的发展，并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特点。由此看来，不同历史时期的现代性都有很大的差异，具有多元化、多样性的特点。
从空间上来说，虽然同属于欧洲，但西欧的现代性与由此发展而来的诸如东欧、中欧等其他欧洲地区的现代性就有很大的差异；虽然同为发达地区，但美洲与欧洲的现代性也有很大的差异：亚洲、非洲的现代性与欧美的现代性之间的差异就更大了；在美洲内部，北美、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的现代性之路就大为不同；即使同属于儒教文化圈，中国、日本和新加坡的现代性也有很大的差异，更不要说它们与印度之间的差异了。虽然这些现代性有相似之处，但政治、文化、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的具体的面貌又大相径庭，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表现形式和发展态势。
从事实上看，最初发源于西欧的现代性，以及由此发展而来西方的现代性，其文化前提、政治前提、意识形态模式和制度模式都有很大的变化，西方现代性扩张所导致的亚洲、非洲等地的现代性的变化就更大了。现代性的发展不但突破了最初现代性的前提，而且还发展出了诸如西欧、美洲、中国、日本和印度等多种类型的现代性，而不是单一的文明模式和制度模式。上个世纪末以来现代性所发生的变化更有说服力，这个时期出现的新社会运动倾向于由国家转向地方；新的散居者和新的少数民族挑战了经典的现代民族一国家模式，反对民族一国家的同质化文化前提的束缚。这些运动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在教育、公共通讯等中心的制度领域和国际上的自主性，同时也在公民认同及与之相关的权利等方面争取自主性，由此促进了种族的、地区的、地域的和跨国的等被压抑身份的建构。此外，还有宗教色彩浓厚的原教旨主义和种族宗教运动，各种排他主义的种族运动，这些运动具有全球性，仍然具有现代品质。而且，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加剧，跨国组织、国际移民等现象引发了诸如全球犯罪等许多国际性问题，它们都挑战了经典的民族一国家模式，削弱了民族国家控制和管理其政治、经济的能力；同时也削弱了民族国家对暴力的垄断权，出现了许多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这些运动和全球化趋势都加剧了现代性的变化，使现代性呈现出新的特点。这些现象从事实上有力地说明了现代性的多元化和多样性。
从理论上看，“多元现代性”观念不但是反思、反拨现代化理论的产物，而且还积极地借鉴了后现代主义等文化理论的成果。实际上，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以帕森斯(T．Psrsons)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成为占主流地位的最有影响的理论。现代化理论依托历史进步主义，认为非西方社会将会通过抛掉自己的传统、采用西方(特别是美国)先进的现代化模式而取得发展，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将会为世界带来全面的进步；现代性模式和制度模式也将是单一的，世界将呈现出同质化(西方化或美国化)的图景。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中，现代化理论表现出了维护西方霸权和继续扩张的极强的意识形态性，它的自信和乐观是建立在对现实的简化和歪曲之上的。现代化理论忽视了现代性的矛盾、冲突和内在紧张，也忽视了现代性的破坏力量，甚至对“一战”、 “二战”对世界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创伤也充耳不闻，更缺乏必要的理论反思。现代性的发展打破了现代化理论的构想，也启发人们反思其片面性和错误。艾森斯塔特不但多次直接地批评现代化理论，而且还从许多方面指出它的错误和偏狭。通过比较“多元现代性”观念与现代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在现代性的模式和制度、传统与社会历史经验之于现代性的影响、现代性的发展图景、现代性的价值判断和现代性内在关系的认识等方面，二者的差别和对立都是显而易见的，前者反思了后者的理论预设、前提和意识形态性，批评与纠正了后者的错误和理论盲点，进而形成了独特的现代性的观念。
此外，艾森斯塔特还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我们知道，西方学术界继上个世纪50年代的现代化研究高潮之后，便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接着在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又出现了新一轮的现代性研究。实际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部分动力就来源于对现代化理论的质疑和反思。上个世纪末以来的现代性研究不但是对现代化理论的反拨和反思，而且也吸收和反思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并由此引发了关注现代性、重新认识现代性的热潮。后现代主义致力于颠覆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和等级秩序，挖掘被压抑对象的潜力，强烈地质疑了西方霸权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话语对现代化理论和其他现代性话语的冲击是巨大的：不仅反对西方的现代性是本真的、惟一的现代性，也反对西方现代性的霸权和同质性，同样要承认西方之外的现代性的合法性。这些方面也是艾森斯塔特所强调的，后现代主义话语对“多元现代性”观念的影响可见一斑。而且，在艾森斯塔特看来，从不同方面体现了现代性的最新变化的新社会运动也与后现代主义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诸如流散者的身份认同等新社会运动就是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直接指导下产生的，并反映了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理念，艾森斯塔特把这些运动视为体现了现代性最新发展的运动。虽然艾森斯塔特不像有的学者那样把这些运动视为后现代运动，也不承认后现代性已经取代了现代性，但他仍然承认这些运动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之间的联系，也部分地接受了这些运动对现代性的反思。因此，其“多元现代性”观念也同样受到了后现代主义话语的影响。
这样，从时间与空间、事实观察与理论反思等角度人手，我们才能够全面而深入地把握“多元现代性”观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直面破坏性的多元现代性批判
自现代性诞生以来，对它的批判就一直没有间断过，艾森斯塔特也加入了批判现代性的大合唱。他尽管也从外部批判现代性的消极面，但主要还是从现代性的内在结构的紧张和冲突中揭示现代性的破坏力。
现代性的阴暗面(即现代性的破坏性因素)与现代性的积极因素一起，构成了现代性的整体，忽视任何一方面的认识都是不完整的，尽管现代性的积极意义远大于其消极后果。谈起现代性，我们经常联想到现代性的成就，诸如自由与民主的扩大、科技的进步、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等等，但很少想到其消极后果及破坏性，以及对其原因的认识和分析。当然，现代性的消极结果是多方面的，但从其破坏性人手来研究其消极结果，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实际上，破坏性也是多元现代性的消极后果之一，正是从揭示现代性的破坏力人手，艾森斯塔特由对现代性的批判过渡到对多元现代性的批判，尤其是对多元现代性的破坏力的批判。
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紧张，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与政治领域中的民主化要求之间的矛盾和紧张，这些矛盾又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争夺中心霸权的冲突交织在一起，这些因素导致了现代性的破坏性，也改变了人们对现代性的乐观态度。通常，人们经常从外在与内在的视角来认识现代性的阴暗面。从外在的视角来看，现代性的前提和制度阻碍了人的创造力，削弱了人的精神的丰富性，摧毁了社会秩序、社会道德及其先验的基础，破坏了人与自然、社会的有机联系；从内在的视角来看，现代性方案所强调的人的能动性与强大的控制倾向之间存在着全面而连续的冲突，现代制度 导致了社会的不平等和社会秩序的动荡。虽然有些指责过于偏激，但这些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甚至发展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
在艾森斯塔特看来，现代规划的基本前提内部就充满着紧张与悖论，现代性的阴暗面就直接存在于现代规划的内在冲突中。这些紧张与悖论表现在：“首先，存在于有关这一方案的主要成分的总体论概念与更多样化的或多元主义的概念之间(涉及到理性的概念本身及其在人类生活与社会中的地位，自然、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建构)；其次，存在于对自然和社会的反思和积极的建构之间；第三，存在于对人类经验的主要思维度的不同评价之间；第四，存在于控制和自主之间。 ”[3]23概而言之，就是多元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紧张和对抗，这些矛盾是造成现代性的破坏力量的最主要的原因，它也体现了现代性的破坏潜能(把暴力、恐怖、战争意识形态化和神圣化)，这些破坏潜能在法国大革命和浪漫主义运动中都有明显的表现。多元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紧张还派生出其他的矛盾，诸如乌托邦或开放的态度与实用主义之间的矛盾、封闭的身份认同与多种身份认同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可能成为现代性的破坏性因素。除此之外，在现代性扩张过程中，非西方社会与西方的关系，对西方社会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也都可能成为现代性的破坏性因素。就此而言，艾森斯塔特一针见血地指出：“野蛮主义不是前现代的遗迹和‘黑暗时代’的残余，而是现代性的内在品质，体现了现代性的阴暗面。现代性不仅预示了形形色色宏伟的解放景观，不仅带有不断自我纠正和扩张的伟大许诺，而且还包含着各种毁灭的可能性：暴力、侵略、战争和种族灭绝。”[3]67
艾森斯塔特认为，野蛮主义的根基在于人性的某些基本特征，在于构建人类社会、文化和社会秩序的活动中。社会秩序、意义系统和边界的构建与集体认同，一方面具有克服生存的焦虑、获得信任和保障创造力量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它们也涉及到权力的实施和合法化，使人感受到社会秩序的专断和脆弱，并把对社会秩序的矛盾态度转化为暴力和侵略倾向，把他人视为陌生和邪恶的对象而予以拒斥或攻击，从而具有了破坏的潜能，极端的法西斯主义便是在建立集体边界过程中将现代性的破坏潜能彻底暴露出来的典型。
这种潜能能够在任何社会产生，一旦与现代规划结合起来，其建设性和破坏性的潜能都非常强烈。虽然现代性的文化方案为现代性的扩张提供了合法性，但现代性的扩张主要依靠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力量，战争、经济掠夺和通讯技术是达到其目的的手段，现代性的扩张加剧了非西方社会与西方社会之间的对抗，也暴露了其破坏潜能。现代性的扩张还产生了现代性霸权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有的对抗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解决，使现代性的破坏潜能发展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一战”和“二战”都充分地展示了现代性的破坏潜能，其中的种族清洗、纳粹大屠杀、恐怖主义更是令人发指、惨不忍睹!遗憾的是，现代性的破坏潜能并没有绝迹，一旦遇到时机，它就可能死灰复燃，20世纪末发生在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科索沃、卢旺达的“种族清洗”，都说明了现代性破坏潜能的顽强。现代性的破坏性是对现代文明的极大嘲讽，它破除了笼罩在进步主义上的光环，呈现出了现代性的残酷性。此外，有的现代性的消极后果则是现代性的某些方面极端发展的产物，如现代性的扩张把启蒙运动的“理性至上”原则推向极端，使工具理性膨胀、越位，结果使工具理性有取代价值理性、实质理性的危险，造成了事实与价值、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紧张，导致了人的精神的平面化和生存意义的亏空，使人成为理性的“铁笼子”之中的囚徒。
事实上，破坏性是现代性的内在局限和表现，也同样是多元现代性的内在局限和表现。破坏性不仅表现在最初的现代性及由其发展出来的多元现代性上面，也表现在现代性的扩张过程中所伴随的战争、侵略和压迫上面。对现代性阴暗面的批判，也同样是对多元现代性阴暗面的批判。
因此，我们既要看到现代性的成就和建设性潜能，又要看到其消极面和破坏性潜能，并分析导致这些结果的原因。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现代性的缺陷有外在、内在之别。外在的缺陷容易识别和克服，而现代性的内在缺陷则是内在于其前提中的紧张、矛盾与冲突，我们更应该仔细地辨认、认真地对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现代性、多元现代性的破坏性，才能全面地认识现代性、多元现代性，把这些消极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或将其危害程度降低至最低。
“多元现代性”何为?
艾森斯塔特对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等轴心文明及其现代化进程都有精深而扎实的研究。“多元现代性”观念就是他集多年比较现代化研究得出的结论，既有恢宏的视野、严密的理论论证，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并因此具有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这里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多元现代性 ”观念对于中国现代性建设的启发意义。
第一，“多元现代性”观念对于我们认识当代世界状况、全球化等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对当代世界发展状况(包括现代性)的判断中，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论和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论最具影响力。前者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被打破之后，资本主义已经大获全胜，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将取得支配地位，现代性文化方案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将趋于终结；后者认为，以伊斯兰教和儒教为主要代表的文明，它们反对西方、反对现代文明(现代性的缩影)，仅仅在延续其历史上的文明，并形成了自己封闭的文明，未来的世界将会是这些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多元现代性”观念则是艾森斯塔特对这两种观点的直接回应：虽然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占优势地位，但现代性文化方案的意识形态模式和制度模式的冲突仍然存在，而且有时候还非常激烈，这足以说明“历史终结”论的错误；以反西方、反现代面貌出现的伊斯兰等文明不可能只产生封闭的文明，它们以特殊的方式延续着自己的历史，而且还与现代规划结合起来获得了现代品格，有时它们甚至还通过挪用西方现代性的主题和制度来反对西方，用“文明的冲突”来概括世界的发展显然是错误的。因此，尽管时有冲突发生，但当代世界的趋势只能是多元现代性的存在和发展，这是艾森斯塔特对世界现状的基本判断。这意味着，现代性的基本现实仍然是我们的思维和行动的出发点，围绕现代性展开的各种问题仍将继续存在，现代性文化前提的内在矛盾所导致的意识形态模式和制度模式(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紧张、冲突和矛盾，依然会继续上演；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是多元现代性的表现，但现代性又不仅仅限于它们，还包括了更多的内容；后现代主义话语虽然从表面否定了现代性，但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反思了现代性的问题，后现代性无法、也不可能取代现代性。这些观点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当代世界现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都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此外，艾森斯塔特的全球化论述也颇有特色。他认为，现代性的古典时期(从19世纪到20世纪60－70年代)是第一波的全球化，上个世纪迄今的现代性是第二波的全球化，也就是说，全球化就是现代性的扩张；全球化挑战了经典的民族－国家模式，但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民族－国家的力量，现代性仍然是全球化的主要内容，也是处理全球化问题必须面对的现实。既然艾森斯塔特承认了多元现代性、民族－国家模式的正当性，实际上也就是否定了整齐划一式全球化模式，他的论述有助于帮助我们走出一味地追求与国外趋同的全球化误区。
第二，“多元现代性”观念有利于我们全面、客观而科学地认识现代性。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之初，现代化成为全民的共识，举国上下无不对之顶礼膜拜。这样，乐观的态度和想像支配了我们对现代性的认识，现代性成为自明的、勿需置疑、论证和反思的对象，我们只要无条件地按照西方的道路重走一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甚至对现代化的反思都被视为保守、落后。现在看来，这些认识的局限是不言而喻的，现实的发展首先需要我们打破现代性的幻觉，科学而全面地认识现代性。我们要认识到现代性的利弊、得失、机遇与挑战，而不至于被现代性的光环所迷惑而忘了其可能隐藏的陷阱。此外，要区别对待现代性的外在缺陷和内在缺陷：虽然外在的缺陷容易识别，但我们还是应该及早地防范这些问题；现代性的内在缺陷则比较隐蔽，是现代性与生俱来的固疾，也是我们应该予以特别重视和警惕的因素，应尽力将其危害降至最小。现代性的扩张和建构经常以否定传统的合法性为前提，也由此破坏了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和其他和谐因素，造成了社会的动荡，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由现代性的内在缺陷所导致的，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多元现代性”观念对现代性的破坏性的揭示，能够促使我们破除现代性的幻觉，直面其矛盾、冲突、残酷和野蛮性，使我们全面地认识和解决现代性所导致的这些问题。
第三，“多元现代性”观念对现代性主体自主性的强调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多元现代性”观念既强调西方现代性的始源地位、规范意义和参照价值，又同样强调现代性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尽管西方的现代性模式曾经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作为其他现代性的基本参照物而继续发挥作用，但现代性不是西方化，西方的现代性并不是惟一真实的现代性，应该把现代性从西方的霸权中解放出来，同样地重视非西方社会的现代性的理念和实践。这个观念能够启发发达国家更全面地看待现代性的得失，认真地对待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探索。它对于后发展国家的启发意义则更为重要。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一方面要理解现代性的复杂性和利弊得失，充分地享受现代性的成果和机遇，并遵守现代文明的游戏规则，在国际上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应该重视自己的实际国情，从实际出发，建构适合自己的现代性。反之，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的现代性模式来规范自己，不但可能发挥不了自己的长处，甚至还可能重复西方现代性的弯路，从而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第四，“多元现代性”观念对传统和社会历史经验的重视，有利于发挥它们对于建构现代性的作用。我们知道，每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传统和历史经验都是传承和发展的统一，既不能完全抛弃传统，也不能照搬传统。同样，在社会(包括现代性)的发展中，传统和历史经验是塑造现代性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多元现代性观念揭示了传统和历史经验对于现代性的重要作用，有助于帮助我们认识、发挥传统与社会历史经验的积极作用，避开其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甚至有意识地予以改造和转化。中国传统尽管有许多阻碍现代性的因素，但它特别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与和谐共处，重视伦理在塑造个人与社会中的作用。这些传统在现代性建设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通过继承或转化还可以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中国的现代性建设，需要宽广的视野、科学的态度、勇于进取的精神和强有力的实践，国外的现代性论述也理应成为我们的重要资源和参照。因此，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性”观念理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收稿日期：2006－11－19
作者简介：李世涛(1969－)，男，河南渑池人，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①泰勒先在北京商务印书馆作了比较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学术报告，之后又在上海作了以多重现代性为议题的学术讲座，并与学者们进行了交流。仅笔者读到的综述文章就有刘擎的《多重现代性的观念与意义》(参见许纪霖、刘擎主编：《丽娃河畔论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童世骏的《多重现代性、斯特劳斯和当代知识论》(http:/www.cul-studies.com/community/tongshijun/1576.html)，上海的《东方早报》还报道了讲座的盛况。
参考文献：
[1]李世涛．现代性视域中的中国问题——詹姆逊与中国现代性道路的选择[J]．东南学术，2005(5)：15－25．
[2]刘擎．多重现代性的观念与意义[M]／／许纪霖，刘擎．丽娃河畔论思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艾森斯塔特S N．反思现代性[M]．北京：三联书店，2006．
[4]艾森斯塔特S N．历史传统、现代化与发展[M]／／谢中立，孙立平．20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