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的人才观_澳门电子游戏有哪些

试论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的人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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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维新运动　维新派　人才观
　　论文摘要:培养造救人才是维新派进行变法维新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形成了系统的人才观。他们把培养人才看作是变法维新能否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十分重视政治人才的培养、重视人才综合素质的提高，大力提倡培养人才的群体观念。对维新派的人才观进行总结和研究.对当今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具有借鉴作用。
　　十九世纪末，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时代呼唤着一股新生的力量来挽此狂澜。维新派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倡言变法，谋求富强，给奄无生气的中国注人了生机。为完成变法大业，维渐派深深感到对人才的需要，这些人才就是不同于旧式封建文人的新式知识分子。培养和造救人才就成为维新派进行变法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而形成了系统的人才观。
    首先。维新派把培养和造救人才看作是变法维新能否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
    维新派清楚地知道，要实现维新变法，发展资本主义，使国家富强起来、依靠那些“摇头顿足，高吟低咏，惟腐烂文数篇”的从科举中选拔出来的封建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必须重新培养和选择一批新的人才。维新派认为，不论是政治的革新还是经济的建设与改造，都急需大量具有新思想、新才干的新人才。然而，中国几百年来传统的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严重地扼杀、摧残人才，通过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才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因此，培养和造救新式人就成为变法运动中一项十分重要、不容忽视的工作，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为了给变法维新运动提供大量的人才，康有为于1890年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各省学子，千里负岌，闻风相从。前后达三千人”习。这些人有许多后来成为时代的栋梁之才。万木草堂实际上成了康有为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的基地。变法能否取得成功，人才是关键问题。为使大量新式人才为国家所用，他曾多次向光绪皇帝上书，提出要大力搜求天下才俊。议筹变法之方。他还建议设立制度局于内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在午门设立“上书所”，允许天下士民自由上书，广开言路，从中选择人才‘维新派虽有通过皇帝摧用维新分子之意，但也向皇帝提出了人才与变法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梁启超曾明确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有非常之才，则足以济非常之变”。诸如练兵、开矿、通商等事务，必有人才为之操作。方可成就，所以人才是变法能否成功的前提。谭嗣同说:“求保国之急效，又莫捷于学矣。”习“变科举而后可造救人才，而后可变一切之法。他把变科举、兴学堂、培养人才看作是变法维新的当务之急。
    其次。维新派非常注意政治人才的培养
    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经历了由低层到高层逐渐发展的阶段。在维新运动以前，中国人学习西方，主要是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对人才的培养往往重于实用技能。而在维新运动中，变法的范围极其广泛.甚至包括政治制度的变革，所以维新派对“通才”，尤其是对善于“言政”的人才更加注重。康有为在广东万木草堂讲学期间。就注意对“言政”人才的培养。他说:“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巫于教育。他把培养人才作为开展政治活动的重要手段，在讲学中，康有为一反当时的传统。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了许多大胆改革。在开设课程上。他专门把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应用学、群学列为一种课程—经世之学，从而培养学生对政治的敏感度，足见他用心良苦。在讲课方法上，他把学术和政治结合起来。和学生们共同研究。如事先让学生搜集资料，然后和他们一起研究中国几千年来的学术源流与历史政治的沿革得失以及有关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知识。同时还让一部分造诣较深的学生协助自己著书。从而提高学生对政治的兴趣和“言政”的能力。学生们在康有为的教导下。“每轻视八股，于考据训话，亦不甚措意，惟喜谈时务，多留意政治，盖有志于用世者。康有为对政治人才的重视正如有人所说:“先生之诲人也。期在造就有用之人，非欲养成死啃章句之陋儒。故草堂相处。往往脱略形迹，凡所以启发智慧者.先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学术政治，表里相结合，所谓坐而言。能起而行之者也。 “.为了政治改革.康有为曾建议光绪帝:今欲改行新政……特开立法院于内庭，选天下通才人院办事，皇上每日亲临。王大臣派为参议相与商榷。一意维新。立法院是国家的政治中枢机关，其办事人员不是仅仅拥有实用技能的人就能够胜任的。而必须是既有实技。又能言政议政的“.通才”才能担当此任。
    在培养政治人才的问题上。维新派认为，鉴于旧式知识分子的无实无用，必须大力引进“西学”。学校在开设西学课程时，要包括西政、西艺、西文。在西政与西艺之间。又要本着先政后艺.以政为本，以艺为用的原则。教育要先培养政才。后培养艺才。梁启超说:‘“启超谓今日之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维新派针对当时洋务派片面强调艺学，提出激烈的批评。说洋务派学西学，“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与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最多只能够“上之可以为洋行买办。下之可以为通事之西奴。如此而已因而梁启超说:“今中国所患者无政才也。”他在湖南时务学堂担任总教习时提出。研究经世之学。除了研读六经之精意和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外。还必须用西人之公理公法以证明。要探求天下积弱之由和富强之道.就需要“，证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因而，他把‘运法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作为时务学堂章程之一。从中足见其对政治人才之重视。